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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8-03-23 15:37:00  来源:互联网  作者:网轶

     


    司马迁

    司马迁

    字号:字子长
    生卒:前145或前135—前87?
    朝代:西汉
    籍贯: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
    简评: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尊称“史圣”


    生平简介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在“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司马迁大约22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过当时最南边的昆明。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而在这时,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司马迁这番表述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此人为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进而批评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军事失利。汉武帝因而大怒,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罔”(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处以腐刑(阉割)。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屈辱地接受腐刑。对此他曾表示过“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责任编辑: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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