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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零解读《论语》(二)

    时间:2018-01-09 08:49:00  来源:互联网  作者:李零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政治家,德重要还是能重要,历来有争论。一般认为,最好是德才兼备,不行,宁肯舍才弃能。没人说,缺德有本事,也可以为政。千百年来,大家一直相信,当政者必为有德之人。

    “为政以德”,是靠道德施政。孔子是个热衷政治的人,《论语》经常提到“从政”和“为政”。从政是当官,为政是施政。这里,我们要注意,从政、为政的人,不一定是君主,也可以是官员,比如下文2·21的“子奚不为政”,《颜渊》12·19的“子为政”,《子路》13·3的“卫君待子而为政”,都是讲孔子为政。

    “北辰”,《尔雅·释天》把北辰列入星名,说“北极谓之北辰”。《春秋繁露·奉本》也说,“星莫大于北辰”。或说北辰只是北极,有位无星,不对。下文“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居其所”的“所”才是北极,“居”的主语是北辰,肯定是北极附近的星。如果说北辰不是星,而是北极,那等于说,北极位于北极,完全是废话。

    “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是说北辰位于宇宙的中心,天上的星星都环绕着它。北斗,斗勺前端有两颗星,是大熊座的α、β二星,这两颗星的连线,向上延伸五倍,是现在的北极星,即小熊座的α星,但古代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β星,极星可变,位置不变,古人是以北极星代表北极。“共”,同拱,象两手合围,这里指拱卫,环绕北极星而朝向北极星。

    孔子提倡以德治国,他希望,当政者都是道德模范,以身作则,为全民树榜样,“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这个愿望,当然很好,但当时行不通,后来也没多大用。

    好人政治还是能人政治,曹操的看法和孔子相反,他也生逢乱世,但看重的却是能。他才不管出身高贵不高贵,品德高尚不高尚,只要有本事就行。他说,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是举荐的对象(《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

    当代政治家,西方政治家,只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很多都是学政治、经济、法律什么的,不是人文,不是理工。20世纪80年代末,知识分子翻身,我国流行知识分子治国论,特别是技术专家治国论,至今有人迷信。其实,政治家就是政治家,不是道德楷模,不是智慧化身,再好的愿望也是愿望,大家要想明白了。

    西方最早的乌托邦,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我国最早的乌托邦,是孔子的道德王。它们都是幻想,人类最古老的人文幻想。

    怎么消灭无耻

    子曰:“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法治国。“政”是政令,“刑”是刑罚。按福柯的说法,就是训练和惩罚。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听话,给草吃;不听话,拿鞭子抽。

    孔子认为,这些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把老百姓弄得“免而无耻”,政刑虽在,但心存侥幸,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把不守规矩当自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不一样,它是以德治国。“德”是自律,自己有道德标准在心里管着自己;“礼”是他律,对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有种种规定,比如摩西十诫的十诫、猪八戒的八戒、孔子的“非礼勿”《颜渊》12·1就是这种约束。这种考虑,古人很普遍,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心目中的头等国家,也是以德治国,政刑无所用之。但后来,他明白了,现实世界,还得交法律管。

    “有耻且格”,“有耻”是有羞耻感,有内心约束,和“无耻”相反;“格”是严格遵守规定,外面有规矩管着,和“免”相反。

    孔子是道德中心主义。他认为,社会应以亲情作核心,没有小,焉有大,似乎有理。但德礼是小道理,政刑是大道理,小道理管大道理,这是说反了。政刑有政刑之弊,孔子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德礼也非万能,以德治国真管用,就不会有礼坏乐崩。

    春秋战国是礼坏乐崩。礼坏乐崩,结果是政刑繁苛。秦代政刑繁苛,结果是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造反。秦政之失,是只讲硬道理,不讲软道理,硬梆梆、赤裸裸。汉代尊孔,不是放弃硬道理,而是除了硬道理,也讲软道理,懂得如何用软道理包装硬道理,改变形象。阳儒阴法,软硬兼施,是硬在前,软在后;硬在里,软在外,不能反过来讲。硬道理还是政刑,法若凝脂。软道理分四种,一是礼乐,二是道德,三是学问,四是宗教。皇家有礼仪,文武百官靠道德学问选,老百姓,烧香磕头,也有地方拜。汉以来的儒术,还有后来的释、道,都是用来弥补政刑之不足。

    光有政刑,不能消灭无耻,没有政刑,更不能。

    两千年来,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或曰兵法,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软硬不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始终做不到。

    “民免而无耻”,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早就如此,并非现在才开始。宋明以来的中国,文化发达,社会腐化,那时最爱讲道德,道德如何?小说、笔记讲得很清楚,坏透了。

    我的看法是,以德治德,可以。以国治国,也可以。以国治德,六亲不认,一个朋友都没有,太没人情味,这是误用,但误德未必误国。最糟糕的,就是光讲以德治国。光讲以德治国,德必伪,国必亡,两样都误。

    当然,古人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其臭而已。

    孔子的一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段话很有名,谁都用它讲自己,以为是人生的指导原则。读它,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这是孔子讲自己,话的头一个字是“吾”。既然是“吾”,可见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第二,孔子从15岁讲到70岁。他这一辈子,总共活了73岁,我们可以断定,此章的年代是前482—前479年之间。比前482年早,不可能;比前479年晚,也不可能。他是在70岁以后,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了这几句话。每句话,都是他生命的一个片断。前人说,它是孔子的“一生年谱”(明顾宪成《四书讲义》),或“一生学历”(程树德《论语集释》),有道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5岁,古人叫“成童”,是小学毕业该升大学的年龄。我国古代,只有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孔子少年老成,在这个年龄上,立志要做学问。现在的孩子不一样,15岁,正值青春期躁动,最闹,俗话说,“十五六,狗都嫌”。但毛泽东,他不嫌。“文革”的火,就是从这帮孩子点起。红卫兵的诞生地是圆明园,发起者是清华附中的学生。破四旧、打流氓、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打架斗殴、拍婆子、上山下乡,“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这个年龄。这个年龄,西方叫teenager一般指13-19岁的半大小子和半大闺女,他们打架、泡妞、吸毒、听摇滚,邻居怕,家里操心。美国法律规定,16岁以上可以开车、喝酒,脱离父母,搬出去住,这是他们的“成童”。

    “三十而立”,中国古代,15岁是一大坎。比它晚,20岁也是一个坎。20岁,古人要为男孩举行冠礼戴帽子礼,即成丁礼,表示他已长大成人,但孔子没讲。他看重的是30岁。30岁,为什么说“而立”,清宋翔凤说,是“壮而有室”(《论语发微》),即我们常说,有了老婆孩子,才有社会责任感。但孔子早婚以现在的标准讲,有点早,19岁娶媳妇,20岁有孩子,照此说,该是“二十而立”,可见不对。另一种解释,是孔子自己的说法,即“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20·3),明顾宪成说,立不立,关键是知礼,只有知书达理懂人事,才叫成人(《四书讲义》)。这种说法更合理。孔子出名早,27岁跟郯子学礼,30岁以知礼名。齐景公和晏婴向他问礼,就在这一年。可见“三十而立”是这个意思。

    “四十而不惑”,孔子在鲁国出名后,开始出国游学找工作。34岁,他到周都洛阳,向在王室图书馆当差的老子问礼。35岁,他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说,不好安排。前一事,有人怀疑,但后一事,毫无问题。孔子短暂出国,回到鲁国后,没官可做,只好死心塌地做学问。35岁以后,50岁以前,他一直在家读书习礼,教书育人。40来岁这阵儿,他全力治学,越学越明白,当然也就“不惑”了。

    “五十而知天命”,什么叫“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到底能干点什么,命中注定该干点什么。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20·3)。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是造就君子,君子的使命是做官;读书一定要做官,没商量,但什么时候出山,在谁手下干事,全看天命如何。鲁昭公时,机会未到,孔子只能埋头读书,自娱自乐。鲁定公即位四年后,孔子47岁,阳货请他出山,他没答应,一直等阳货亡,才肯出山。他出来做官是51岁,正好在他“知天命”后。孔子“知天命”,据说和学《易》有关。如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晚”是多少岁?司马迁没直接说,但他引用的孔子语,是出于《论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7·17)。皇疏说,这是从45或46岁,加上几年,到50岁。邢疏说,这是从47岁,加上几岁,到50岁。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学《易》,知道自己该出来做官,才出来做官。所以第二年,他才出来做官。这是汉代的说法。

    “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比较费解。我把我的猜测说一下。第一,我们要注意,古人所谓聪明,聪是听力好,明是视力好。尽管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耳朵比眼睛受时空限制小,古人认为,耳朵比眼睛更重要。比如圣人,圣人都是绝顶聪明、天生聪明。圣,古文字,与听字和声字同源,主要就是指耳朵好,善于倾听民间疾苦,善于接受贤达劝谏。第二,我们看孔子年表,60岁前后,他在干什么?原来,55岁到68岁,他正在周游列国,到外国找工作。孔子一路颠簸,很不顺心,但他很虚心,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什么挖苦话,他都听得进去,就连郑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他也点头称是(《史记·孔子世家》)。我想,六十来岁的人,阅世既久,毁誉置之度外,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可能就是“耳顺”吧?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高境界,分寸最难拿。小孩倒是从心所欲,但大了,就不许撒泼打滚。孙悟空大闹天宫,也是从心所欲,但大闹,还有什么规矩?受戒出家后,规矩倒是有了,不听话,还有紧箍咒,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从心所欲?两全其美,太难。人活着,就有规矩管着;死了,才彻底自由。孔子活了73岁,和今天中国的平均寿命比,好像算不了什么现在的平均寿命是72岁,但按过去的标准,已经活过梭儿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抽象标准,人之将死,离自由最近,或许近之。豁达的人,活明白的人,不只耳顺,心也顺了,物我两忘,没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这叫“从心所欲”。“从”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读如本字,指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一种是读为纵,什么都放得开,放胆放言,想干啥干啥,意思差不多。“不逾矩”,是无法中有法,怎么干怎么对头,处处合乎规矩,虽有规矩,不碍自由。人,只有活到头,才能活明白,但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

    孔子志在天下,但命途多舛。他这一辈子,从“志于学”到“而立”到“不惑”,主要是学习;从“知天命”到“耳顺”,主要是求仕。然而结果怎么样?晚境孤独而凄凉。孔子以68岁高龄回到鲁国,几乎每年都有伤心事:69岁,儿子死了;71岁,绝笔《春秋》,颜回病逝;72岁,仲由死于卫。然而,最奇怪的是,过了70岁,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他,却说他已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死亡是最大的解放。

    大家读这一段,不妨对比一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王国维讲“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寻找目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穷追不舍;“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是如愿以偿。

    孔子是赍志而殁,并非如愿以偿。王国维更惨,跳了湖。

    前些年,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人生借鉴译丛》,就是按孔子的话编译,外国的名人在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上有什么感受,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子曰:“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也是“因材施教”。

    “由”是子路的名,字亦作繇,他和颜回的爸爸颜无繇名字相同。古人往往重名,和今天一样。子路是孔门一期的学生,大师兄。他的优点是直率,缺点是莽撞。孔子呵斥他,意思是说,什么叫“知之”,我不是讲过了吗?你难道忘了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叫知道。话有点像绕口令。我估计,子路肯定是说了什么冒失话,所以孔子才这么讲。

    治学之难在于,我们常常分不清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特别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庄子·齐物论》有一段问答,啮缺问王倪,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万物是不是有一样的标准?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三个问题,万物不能互相理解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三问三不知。他说,我也想试着讲一讲,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的就一定不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就一定不是我知道的呢?孔子也喜欢说“不知”,但并非真的不知道,而是知道也不告诉你,借以表示不满参看《八佾》3·11。

    老师是干什么的?他要告诉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知”与“不知”,界限在哪里。他常常不能告诉你最终答案是什么,却往往可以告诉你这个结果肯定不是什么,有经验和没经验,就是不一样。美藏在石头里,砍去多余,就是美丽,这是雕刻家的话。但我们常常无法知道什么是多余。

    见义勇为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这两句指什么?前人有不少猜测,他们认为,这是孔子在骂当时的事。

    古代祭祀,本来都是祭自己信奉的神祇和祖先,不是,绝对不能祭。他们相信,鬼神对献祭的食物,不是用嘴吃,而是用鼻子闻。如果不是自己的祖先,祖先不接受,连闻都不会闻,这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但《左传》之所以强调这类原则,正是因为,春秋战国以来,例外的事越来越多。前人举过很多例子,如郑、鲁易田,鲁国替郑国祭泰山,郑国替鲁国祭周公(《左传》隐公八年),等等。还有反映民族同化趋势的禘祫之礼,也是把不同族姓的祖先搁在一块儿祭。这种祭非其鬼的现象,孔子看不惯,认为是拍马屁。“非鬼而祭”,后来是拍马屁的代名词。

    “见义不为”,“义”是宜的意思,即该做的事。该做的做是勇,不该做的做,胆再大,连命都不要,也算不上勇。比如古人说,如果胆大妄为,危害君主,这种人的灵位,不准摆到明堂里。相反,该挺身而出,不挺身而出,也不对。孔子认为,这是缺乏勇气。他老人家认为,当时的世界太不像话,怎么就没人出来,都死绝了吗?

    溥仪当伪满皇帝时,曾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和祭杀害中国人的日本官兵,就是属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很愤怒,但日本有日本的解释,军人的天职就是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都是勇士、烈士,你们的冤魂孽鬼,算账算不到军人头上;算到天皇头上吗,美国又不让算。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韩战、越战,死了的都是勇士、烈士,他们说,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响应国家号召,为保卫自己从不知道的国家和为从不认识的人民打仗,是死得其所,和日本人的烈士观大同小异。我们的观念是,不义而死,就是再勇敢(日本的士兵很勇敢),也不配叫“勇”。

    现在,治安太坏,警力不足,怎么办?有人说,还等什么?见义勇为呀,赶紧。这就像假货太多,没人管,也管不过来,就劝大家多学点商品知识、法律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是一个道理。可是执法人员靠群众,群众靠自己,行吗?

     

     

    责任编辑: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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