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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学”一词何时有

    时间:2017-09-30 08:56:41  来源:互联网  作者:网轶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亦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境域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对“国学”的释义,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

        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但因有“西学”一说而提出与之对应的“中学”并不周全,因为与“中学”相对应的概念应是“外学”,而“西学”则仅仅是“外学”中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日学、印度学等等所有“外学”。另外,因世界各国学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学之分,用“中学”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误解。

       (2)“国学”即“国粹”

        这一释义,是针对“中学”提法太笼统、宽泛而另提出的。

        但顾名思义,“国粹”即国家学术文化之精粹。“国学”与“国粹”不论外延或内涵其实都不一样,硬把两者等同起来,无疑与事实不符:因为“国学”并非一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因此,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主张这一说法的人,实际上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一切皆“粹”,因而把传统学术一篮子兜进了“国学”的筐子里。

       (3)“国学”即“国故”

         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

        曾经将“国学”、“国粹”和“国故”并用、互换的章太炎,后来觉得“国故”比“国粹”妥帖,便把其阐述“国学”的第一部著作名之为《国故论衡》。甚至有人用“国故”取代“国学”,并发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

       (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

        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

        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他认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对此,《国粹学报》主编邓实表述得更加明确:“国学何者?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其爱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张岱年先生在其所编纂的《国学通览》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

        张先生既沿用了百年来通常的说法,却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鉴于《国学通览》所涉及的内容比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层次较深之故。但张先生在应序中又使用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现代的中国人应对于传统文化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这样的用语,说明张先生并非排斥“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一说。

        通观上述原有关于“国学”的释义,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把“国学”与“中国学”等同,并视为“中国学”的简称,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中国学”既可以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尤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在海内外勃然兴起,所以不宜再用“中国学”来泛称“国学”。

        其次,“国学”的原有释义是从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谈不上“定义”,只不过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就好比把张家的物件说成“张家物”,把中国的学术说成“中国学”,再简称一下罢了。从外延上来界定、释义“国学”,由于把“国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与其定义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时导致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若按《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编目排序,那么,“国学”著作汗牛充栋,实难尽述,无论对于研究者和学习者而言,无异等于作茧自缚;而若择其要者阐释,则见仁见智,很容易导致众说纷纭,难于体现一个学科(学说)的严谨性;
    第二、若按历史顺序来讲述或阐释中国的学术文化,则冗长不说,更重要的是难于同哲学史、思想史等厘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导致见仁见智、挂一漏万等弊端。

        因此,现今广为流行和讲授的某个学说,很少再有这样释义,而几乎都是从内涵上予以释义。所以,必须改变从外延上对“国学”释义的传习,而宜从内涵上另加释义。

        4、重新释义“国学
        鉴于上述缺陷,有的学者尝试从内涵上重新释义《国学》,如宋定国教授在其《
    国学三部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这样的阐释:

       “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的国内简称,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文化之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

        并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之简称,不仅包括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为各个民族所共有的传统学术文化,还应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各个民族所特有学术文化。这样,就与清末民初所谈论的“国学”区别开来:当时所说的“国学”不仅不包括其它民族的特有学术文化,而且提倡“国学”最积极的“国粹派”,还有强烈的排满情绪。同时,这一释义也与海外所称谓的“汉学”区别开来:海外人士所说的“汉学”有时泛指中国学术文化,正如他们把“汉文”泛指“中文”,把“汉医”、“汉药”泛指“中医”、“中药”一样。

        第二、“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源、流;

        第三、“国学”所着重揭示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四、“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这一释义所揭示“国学”之内涵,剔除了原来仅从外延上加以释义之局限性。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释义有违“国学”提出之初衷。

        “国学”当初提出时确实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的形势,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当时所面临的“灭种灭族”的危机,与今日所面临的“和平崛起”的形势,恰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以这样的释义来突破其初衷,则正是适应了时代进步和形势变化之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学”突破原来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用一个“篮子”一股脑兜起来的简单作法,而引导人们不仅要用一个篮子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兜起来,而且着重研究篮子里所兜的东西的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使人们在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使之更有利于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所以,这样做不仅不是、也决不会贬低“国学”,而且恰恰相反,把“国学”置于本该置于的恰当位置上,使它在地球人类的学林中占有本应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责任编辑: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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