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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纪念《狂人日记》诞生一百周年: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

    时间:2018-10-08 09:44:31  来源:互联网  作者:网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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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

    ——纪念《狂人日记》诞生一百周年

      《狂人日记》是文学作品。这个判断是不是没有意义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阅读可能把它视作其他——比如“反封建”的战斗檄文,比如勘定“传统文化”的诊断书,那样的“读法”其实已经开始改变了它的“文学”属性,成为另外的需要——例如,认定封建社会罪恶本质、揭示传统文化特征——的文字根据,虽然同为“文字”作品,但是作为社会文献特别是历史文化文献与作为“文学”文献,其形态却是大相径庭的。对于“文学”而言,那段历史的“事实”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却是写作者自身的情感态度和情绪反应,这里固然也有写作者对历史性质的判断,但这样的判断却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严格的学术结论不同,更属于个人直觉体悟的表达,文学的写作与情感的结论,不必以理性的周全取胜,不必求诸于学术探讨的逻辑、文献使用的规范,它的主要价值还是体验的独特性,在这里,个体情绪的锐利乃至偏激是得益于体验的独特力量的。文学的表述自然也呈现为某种思想,但是这里的思想也不是以社会“公认”为最大诉求的理论自洽,而是以个人独创的启迪为目标的力量的传达。

      提醒这样一种区别,乃是为了指出:我们过去对《狂人日记》的解释常常忽略了它的“文学”属性,匆忙地急切地将它作为社会历史判断的权威文献,而后来引发的种种质疑和批评其实也依然尊奉了这样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够重视《狂人日记》的文学性,没有沿着文学的脉络来触摸鲁迅的情感独特性。

      众所周知,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之后,最早评论的文字出现在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这就是傅斯年署名为“记者”的《书报介绍》,它称《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在这里,《狂人日记》便被视作“写实”了。两个月后,傅斯年再署名“孟真”,在《一段疯话》中将“狂人”的言行当作现实的指导,从而开启了从现实社会需要来认可“狂人”思想的道路:“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1七个月后,吴虞《吃人与礼教》一文更将阅读的启示直接指向对“礼教”的批判。2 如果说,傅斯年、吴虞的随笔式评论分明还是对文学创作的激情体悟,那么越到后来,人们越倾向于从对现实的社会文化的理性定性中理解《狂人日记》,无论是对它“反封建”的高度肯定还是如钱杏邨一般有所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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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 第四卷第五号 1918年5月15日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都不断从鲁迅的小说中汲取现实判断的资源,将狂人视作鲁迅考察中国现实与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以致在这位“代言人”的性质认定上也时有争论:“狂人是谁?狂人是否真狂?回答不外四种,一是并未发狂或只是佯狂的战士,二是真的发了狂的战士,三是寄寓了作者思想的普通的精神病患者,四是同样寄寓着作者思想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半狂半醒者。”3 这些讨论固然反映了中国学界数十年在阅读《狂人日记》方面“读书之细、态度之诚、用功之深”,但平心而论,其中相当多的推测还是将“文学叙述”与现实判断混淆在一起了。回到文学的世界里,许多疑问其实并不存在:狂人当然是确确实实地“发狂”了而非“佯狂”,否则他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他“真的发了狂”但却不是刻意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战士”,“狂人”的“吃人”发现在文学的逻辑上就是疾病状态下的“洞见”,而不是现实层面的颠覆制度的文化反叛——尽管文学的“洞见”带给了我们深远的思想启示;至于称之为“民主主义思想”“半狂半醒者”等,都是将“洞见”的启示与现实的人物定位混为一谈了。

      回到“文学”的《狂人日记》,我们恰恰可以获得理解的宽阔与自由。

      《狂人日记》的核心判断是“吃人”,在小说中,这一“吃”的意象和词语一共出现了七十六次,包括咬、嚼、咽、食、舐等相关的表达。鲁迅几乎是调动各种情绪、取法各种角度、探入各种层面述说“吃人”的无所不在,整个《狂人日记》就是不断营造一个摆不脱、挣不开的严密的“吃人”氛围。如何理解这样的“吃人”呢?我们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读法”。

      作为历史文化文献的阅读,“吃人”就是鲁迅所要揭露的旧制度的本质, 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的重要发现,而来自“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的结论无疑便成了一切历史批评和思想斗争的有力支持,在这个时候,鲁迅判断的尖锐性也让我们无暇顾及情感的复杂性与文学表达的特殊性,几乎是径直吸取了鲁迅的结论,剩下的工作就成了努力佐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而不是剖析这一表述的复杂与多层意蕴。“文学”的《狂人日记》就这样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遮蔽了。

      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则不是鲁迅的学术笔记,而是对自己感受的记录。感受自然也是立足于“事实”的,但是却不会是对所有历史事实的搜集和呈现,理所当然地,它将筛选出那些最触目惊心、最难以忘怀的事实,而筛选则与作家自身的人生观念密切相关。所以说,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理所当然是对历史的某种选择,对这样的“文学”加以评价,依据就不应该是它所摄取的现实事实的比例,而是作家认知的真切性。

      今天,一些学者特别是海外汉学家评价“吃人”一说,他们认为鲁迅对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竟然作出了如此简单的判决,分明有“以偏概全”之嫌疑,至少也属于一种“不完全概括”。这就是将小说当作了学术文献。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大陆,一些深味于中国社会苦难的学者也答之以惊心动魄的“事实”,其中,最有感染力的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论述。钱理群先生在《话说周氏兄弟》一文中沿用鲁迅文学的笔法,通过这样一些局部的但又是惊人的事实唤起我们对日常处于被遮蔽状态的“吃人”现象的感受。人生有各种现象,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但并不是每一种现象都能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占据着同等的分量,有一些可能会平淡如水,随风而散,有一些则可能会铭心刻骨,历久弥新,例如,因为生命问题而引发的事实就会格外深刻地镌刻下来,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种生命现象,关注其他生命的遭遇就是关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并不是人生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可能在我们的主观感受中拥有同等的位置,那些联系着我们生存发展核心事实的东西理所当然地会被我们的心灵“放大”,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在我们的主观感受的世界里,为生命的遭遇保留了更多的位置,这当然不能视作人类的“偏心”,而恰恰是最合理的“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以表现主观感受为己任的作家,将人类的这一份正常的关注置于首位加以充分的表现,我们能够指责这一判断的“偏激”和“不完全”吗?阅读《狂人日记》之时,我们千万要牢记两个最重要的前提:其一,这是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在珍惜我们共同的生命,其二,这是一部以表现人的主观感受为己任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深刻的独特的判断归根结底都是作家从某一角度感知人生的结果,这里已经无所谓了什么“偏激”!钱理群先生以“复原”作家鲁迅的精神体验的方式,为《狂人日记》的“吃人”宣判寻找了有力的说明。

      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其感知的对象也不可能是古代中国的全部历史,甚至也不可能是古代中国的全部文化现象,而是鲁迅最关切的那一部分,这就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我们的生存原则与精神人格。众所周知,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体现出了与一般知识分子全然不同的关切,他跨越了“器物文化”,迈过了“制度文明”,直接抵达对人精神情怀的拷问,所谓“掊物质而张灵明”4 ,所谓“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5 ,所谓“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6 ,始于留日时期的“立人”理想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汇入了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7 ——伦理层面的反思和诉求,其实也就是对人的精神情怀与人伦态度的重建。

      鲁迅说过,《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8。这里的“礼教”与其说是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化,所有行为处世的文化传统,毋宁说就是鲁迅感受中的人伦现实。此时此刻,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没有义务在表达自己的现实感受之前,必须完成一部理性的客观的《礼乐文化史》,他只需表达对现实中国人精神状况的评估。当他发现这里普遍存在着对个体精神的压榨与摧残,到处目睹人格的委顿和扭曲,又怎能不发出愤怒的声讨?

      《狂人日记》表达得很清楚,狂人,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无意也不可能对整个传统中国文化展开理性的考察,得出“科学”的判断,他所传递的就是人直觉状态下的敏锐感受,是在纯精神层面上对世界的把握。正如现代心理学家都高度重视精神病患者基于病理性直觉的“真实”一样,我们绝没有理由否定“狂人”在精神直觉中对世界的“偏激”认知。

      在小说中,鲁迅一直在刻绘着这种特殊的精神感受的逻辑。“序”里说得很清楚:“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狂人既非作家本人,也非现实中的朋友,而是一个“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最终也未能谋面的故人,迷离模糊的身影,是鲁迅的叙事策略,意在通过这种“疏离当下”的讲述,将我们的注意力带入朦胧的精神感知当中,这里其实已经表明,下面的文字不能寻求历史文化的“实证”,它本来就是一种精神的顿悟——是在人的特殊精神状态下对人的精神存在方式(生存原则、人格理想等“礼教”内容)的体悟。小说一开头就不断强调着这一角度:“我”同狼子村人的敌意原本就是“精神”层面的:“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到了后来,“我”又悟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这就进一步从对现实生存的“直觉”转入对自我潜意识世界的“窥视”,这当然更不是在讨论“中国礼乐文化”的学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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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日记》绘图 图片来自《鲁迅〈狂人日记〉四十图》
     张怀江,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年3月

      “狂人”的发现反映的是鲁迅对中国式生存的诸多精神品质的顿悟,这些顿悟都是十分深刻、伟大的,但却不能说是对全部历史事实的全称判断,尽管它的表达形式很可能是全称式的,在这里,“全称”主要体现为一种道德激情的勇气而不是学术理性的力量。鲁迅的杂文同样具有这样的文学直觉,杂文的思维与结论常常与小说相互印证。在著名的《灯下漫笔》一文中,鲁迅清理的便是中国人在人格、心理等“精神”层面上的扭曲,其“吃人”一说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中国人如何才能不“吃人”,也不“被人吃”,一句话,究竟如何争取到“做人”的资格与尊严。因为,在中国,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在“娘老子”的教导下循着“被吃”与“吃人”的方向发展,“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9中国未来的奴才都是在自小的“听话”教育中加以训育的:“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10鲁迅多次斥责过如《郭巨埋儿》《老莱娱亲》一类的“二十四孝图”,在他看来,中国的“孝道”不过都是父母“福气”的需要,而不是“人”的成长的要求,他痛感于这样的现实: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11

      中国的“人”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被“吃”掉了!

      既然鲁迅对于“人”的理解是如此地突出了人独立的人格、理想与信仰等精神性因素,那么,他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也就自然集中于考察人的“自我意识”问题,所谓独立的人格、理想与信仰等其实都集中表现在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中,中国人“人”的精神性指向的动摇也就必然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所谓自我意识的丧失,即是不能以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价值标准处理人生,我们只能在传统文化所设定的“等级制度”中定位自己,对待别人,文化所设定的 “等级制度”最终将内化为我们自己的“等级意识”。“主子”与“奴才”就是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人生的标准。鲁迅说过:“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12 我们的人生选择也永远就在“主”与“奴”之间交替:“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13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14 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15 。直到21 世纪的今天,在清宫戏重新走红的时候,我们从普通观众对“帝王将相”的倾慕当中依然可以读出鲁迅所论及的等级崇拜来: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16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男性)的人生理想依然还是在这样的“等级崇拜”中誓做“大丈夫”,那么“人”照旧也是被“吃”掉了的!这当然也只能在精神概括的层面上加以理解。

      《狂人日记》的“吃人”惊呼是在“五四”思想革命的背景上出现的,当然也就属于“五四”思想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却不能套用“知识型”的新思想来定位鲁迅小说,不能借用“五四”新文化知识视野的传统文化“考古”来解释《狂人日记》,何况,在整个“五四”知识群体中,鲁迅从来都是甘居边缘的。“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内涵——理性的学说不能代替文学的感性抒发,知识性研究也不就是解读人生的结果。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思想”往往只是赋予作家写作的愿望的模糊的远景,或者提醒作家注意人生“意义”的一种尺度,文学创作自有其自我运动的感性形式。我们看到,不仅“思想”在“五四”以后的许多作家那里依然作为一种“学说”而浮动,出现了“思想”与“文学”相脱离的实际情形,出现了作家所公开的“思想”不等于其内在思绪与体验的尴尬。在像鲁迅这样并不依附于任何一种外在“思想”的作家那里,同时代思想者的很多思想形式与知识概念都不足以说明其内在的幽微,鲁迅的“思想”是真正与他的艺术体验的思绪相互融合的东西。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不会将鲁迅作为“五四”思想的简单的代言人,也不会用其他人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性归纳来简单解释《狂人日记》的“吃人”。

      中国文化“吃人”,这是鲁迅最惊世骇俗的宣判!其淋漓痛快,其摧枯拉朽,其无畏无惧,都曾经令多少卫道士忿忿不平,多少的学者蹙眉叹息,今天,又成了多少“现代性质疑”者的众矢之的!然而,所有貌似公正的辩解其实都来源于他们所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但问题在于,《狂人日记》本身就不是他们所熟悉的那种“知识的考证”,也不是他们在理智状态下所宣讲的 “思想”。《狂人日记》是文学,文学是人生命的体验,它不是我们在日常社会惯性控制下瞻前顾后的“公平”之论,它是鲁迅在经历了日本这一现代文明洗礼后对中国人生的“洞见”。在日本经验的参照下,鲁迅的人生体验只能是遵从一个准则,这就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如果说中国文化在鲁迅的体察中的确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扼杀着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存在和发展并没有能够无条件地成为“天赋”,那么,在以自我感受为最大真实的文学创作中,“吃人”便无疑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毋庸讨论,因为它根本就不服从学院派学术的规则,也不是历史知识归纳的对象。很显然,“狂人”深夜读史并不是为了成为学院派学者,而是现实人生的忧患令他夜不能寐;他也不是在学术研究中归纳着中国文化的结构与性质,而是狼子村人的“青面獠牙”让他的实际体验与历史感触两相融合,最终升华为一种精神意义的“整体象征”,象征世界里的“世人真面目”是文学的“真”,是情绪的“真”。可以说,这种近似于西方现代主义思维的“真”正是鲁迅超乎常人的尖锐和深刻,是比知识性的历史更真的“历史”,也是比经验性的现实判断更准确的“现实”,但却又并不等同于关于历史与现实的任何学问性的知识归纳。“吃人”对于狂人而言不是“知识考古学”的结论(尽管这并不妨碍今天的研究者就“吃人”作中国文化上的“知识考古”),而是活脱脱的生存虐杀的体验。鲁迅创作的是文学作品的《狂人日记》而非通俗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论”,这就是说,这部作品的意义是由它全部的文字、全部的生动丰富的人生图景所组成的。鲁迅与其说就是为了假借一个生动的形式来传达出一个惊人的知识,毋宁说就是为了揭示一个现实中人的重要人生体味——生存遭遇的全过程与精神炼狱的全过程:一个原本“正常”的人生被猛然间揭开伪饰、洞见真相的种种后果。洞见了真相的人是如何成了“另类”,他又该如何来承受这弥天的恐惧?当然,人生总归还得回到它自我遮蔽的状态,人也只能在默认这一遮蔽之后继续求生,世界继续包裹着自己似是而非的“真相”运行——包括这人生的歧义、含混、矛盾和解读的艰难,包括我们对它的反抗和依赖,拒绝和认同,愤懑与无奈。当许多《新青年》的作者主要还是在知识概括与经验总结的意义上坚定他们的思想立场之时,鲁迅却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性直觉,创造了他精神体验的形式。后来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知识性经验性的现象统计作为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标准”,这就很难理解《狂人日记》的“体验之真”了,而学院派知识分子也常常将知识积累中的某一学说称作自己的“思想”,这便更与艺术的思维判断有了很大的距离。今天的理论家似乎找到了许多认定鲁迅“偏激”的理由,但不幸的是,他们却由此丧失了进入一部伟大作品的独特体验的机会。今天,已经有学者提醒我们留意“思想史取替文学史”的不良后果,我以为这在客观上起码两重指义,一是指那种以时代思想的分析“代替”作家个体的感性体验的现实;二是将作为认知对象的“思想”认作文学艺术内在思维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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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木刻连环画《狂人日记》,赵延年,1985年

      《狂人日记》当然不是对中国历史的“知识考古”,尽管学界一再引用鲁迅致许寿裳的信:“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17然而,《狂人日记》中正在进行“考古”工作的狂人却“颇多语误”,他把徐锡麟称为徐锡林,把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相混淆,还对历史人物乱点鸳鸯谱,什么“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等,显然,鲁迅这是在提醒我们,不可将狂人的判断真正当作“知识考古”,《狂人日记》归根结底还是小说,是特殊的文学创作,作家鲁迅是将自己在日常的“知识阅读”中获得的人生感悟,幻化成了笔下人物的“虚拟考古”,从而更加自由地传达了作为文学的幻觉、想象和变形。这样的文学意象之中固然也沉淀着五四思想的光芒,但却不能直接引作思想探索的“结论”。

      当然,这并不是说“思想”本身就没有了意义。实际上,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转换首先便是一个思想信念的崩溃与重建问题,能够重新支撑和统摄全民族行为的新的思想信念将渗透到其他一切的精神文化活动当中,成为其他精神现象变迁发展的动力性因素,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常常需要结合“思想史”的考辨来加以说明。但必须注意的是,开辟了体验空间的新思想立场并不能代替体验本身,甚至作家自诩的社会思想观念也不一定就是他真实的内部思绪,更何况近现代思想并非是混沌的一体,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甲寅》月刊对“伪国家主义”的批判再到“五四”对个人独立自尊的阐发,这些带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变迁的“思想”都各有不同。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探求明显呈现为几个层面,每一个层面的实质意义与作用都不相同,对文学发展实际的开拓方向与深度也大相径庭,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从梁启超到“五四”的这种“多层次”性。思想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自我认知系统的一种调整,又与个体的感悟相互纠缠,其意义最终在于“开辟”,即对于文学感悟通道的疏浚、激活与推进,我们依靠新思想的力量击破旧的理性认知框架,为自由的感悟开辟宽敞的空间,最后创造文学的还是心灵的感悟;思想的开辟与疏浚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不同层面的认知障碍需要不同阶段的多次疏通,每一次疏通之后都应给自由感悟留下生长的时间。梁启超的“新民说”展开的主要是近代政治小说的生长空间,五四对个人独立自尊的阐发则打开了文学通达个人人生世界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外来的“现代性”思想方案也不可能完整地在中国呈现和流传,它只能以启迪心智的意义被中国人“创造性”地读取其中的某一侧面,然后中国作家又按照自己的“思想”建构来发现和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

      从一开始,避居绍兴会馆抄古碑的鲁迅就自居于思想大潮的边缘,他默默地注视着这些勇猛的“新青年”,却并不以“前驱者”自命,他关怀着“猛士”的思想驰骋,希望对他们有所慰藉,但究竟还是保持了自己独立的姿态:“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18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呈现的就是一种距离,是简明的“思想”判断与复杂的“文学”表述、情绪体悟之间的微妙差异,在个人化情绪感悟中,鲁迅抛开了思想理性运行的轨迹,径直抒发自己压抑已久的感受,他“不暇顾及”世人评说的得失,可能也是对“前驱者”的最好鼓励和慰藉!

      我们注意到,《狂人日记》阐释史上,那些愿意从鲁迅情绪世界深处来挖掘人物形象与精神内涵的研究,都比较重视这篇小说的特殊“艺术形态”。例如,陈涌“狂人不过是象征”说,王富仁挖掘的“内在意识中另一个自我”,薛毅和钱理群的“常人世界自身的分裂”说,王晓明论及的抒情小说加政论杂文的叙事形式,汪晖所谓的“荒原”意象,等等。19

      的确,《狂人日记》的“吃人”表达也体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那就是鲁迅刻意营造了一种浓郁而醇厚的氛围,无所不在、层层加深的“吃人”的梦魇,它引导我们不断向着精神的深处陷落,在那里一步一步发现意识世界、无意识世界的黑暗性。

      “序”以旧友患病又无法面见求证的交代,为小说铺垫了一个通向迷离的精神感受而非现实世界的基础。

      第一节起笔就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夜晚和月光都是特异精神状态的“带入”仪式。中外文化传统中,都有着月亮与人的身体状况的传说。在中国,月亮盈亏与女性关系密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曾谈及月相对于潮汐和女性“胎育”的影响;英文里面的疯子“lunatic”这个词,就是从拉丁文里面的月亮“luna”演变而来的,发疯是loony,喜怒无常是moonish,发狂是moonstruck,意大利文有lunatico(喜怒无常),西班牙文有lunático(疯子),意大利文成语avere la luna的字面意思为“拥有月亮”,法文成语avoir des lunes的意思是精神崩溃,德文中代表“情绪”的laune源自luna,意味不断改变的状态受月相影响。20当代西方医学曾经研究过“满月”与癫痫症的关系,谙熟医学又游走于中外文化的鲁迅借助月亮将我们带入了文学所塑造的精神幻觉当中。

      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狂人对周遭世界“吃人”现实的不断发现过程:从“赵家的狗”“看我两眼”到赵贵翁身边“七八个人”“似乎想害我”,从路上行走的“脸色也铁青”的一伙小孩子到背后唆使的“娘老子”、古久先生,从陌生的“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到相识的陈老五、“我”的家人,莫不透出了“吃人”的信息。“吃人”不仅存在当下的理由(踹了古久先生的簿子),更有过往的教诲(大哥教我做论)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记载(没有年代、古已有之的历史中“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有意思的还在于,凶险的“吃人”真相竟然还包装着“仁义道德”的外衣,假借“医生”的名义和“养育”的恩泽——“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最后,狂人发现: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至此,世界的一切伪善、伦理都宣告破灭,“我”陷入了吃人黑暗的无缝合围之中。

      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是狂人为摆脱“吃人”梦魇的苦苦挣扎过程。他先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寻找“吃人”的来源,探究形成“吃人”传统的人格机制——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进而试图用自己的方法说服、劝解那些继续“吃人”的人,改变这漫长的“吃人”传统。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努力不仅无效,而且反倒是让狂人加深了对“吃人”黑暗的认识:吃人者不仅有敌人,有陌生的路人,有同胞兄弟,其中也有“我”的母亲:“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一番挣扎,最后落入了更深的绝望。

      最后两节,狂人在真相的追问中直达了黑暗事实的中心——我也是吃人者(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而且这吃人的传统已经很难结束: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这个问号满载着对未来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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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术馆馆藏版画作品《狂人日记》之三十七,赵延年,1985

      透过温柔敦厚的道德传统,洞悉世界“吃人”的秘密,接着发现“吃人” 的普遍事实,进而觉悟到拯救的绝望,最后体察到自我沉沦、未来绝望的困境,这是一种充满诱惑的精神探险,直到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黑暗的自我,以及黑暗力量持续生长、难以断绝的趋势,至此,鲁迅算是完成了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探测。

      超越一般的物质现实层面、直接透入到对幽暗人性、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挖掘,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所展示的文学图景,当然现代主义并非西方文学的专利,大幅度跨入人的内在精神的关照,这同样是新文学开创者鲁迅的尝试,是他的洞察力与文学表现力在一开始就将我们的新文学推向了高峰。21 对于这样的文学,我们当有特殊的阅读准备与心理准备,对于一推窗便面对的时代高峰,当不至于以平庸的丘陵等闲视之,犹如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只要我们不至于将现代主义文学的黑暗揭示简单等同于现实主义式的“社会记录”,就不应该将鲁迅忧愤深广的情怀对立于中国文化民族认同判断的逻辑之上,而忽略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新文学创立伊始就直奔现代主义式精神探险的伟大探索,最终惊叹于这样的创造和这样的发现的勇气。

     

     

                       责任编辑: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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